舒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先后任中共东乡县支部书记、县委书记，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东乡县党部常委。在他的领导下，东乡县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先后任中共东乡县支部书记、县委书记，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东乡县党部常委。在他的领导下，东乡县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。他与邓小平、胡耀邦并称中共党内“小个子巨人”

八路军将领, 左至右:聂鹤亭、杨成武、陈伯钧、王平、舒同、程子华、孙毅。 

红军时期

1930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历任红4军政治部秘书、红11师秘书长、中共赣东特委秘书长、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、红12师政治部主任、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、红10师政治部主任。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"围剿"作战。长征中，任红2师政治部宣传科长、政治部主任。1934年参加历次反"围剿"作战及长征。撰写《向北进攻-胜利的开始》等文章，鼓舞红军指战员士气。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，任红四师的政治部主任，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方针。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后，参加直罗镇、山城堡等战役。1936年参加东征、西征战役。

抗战时期

抗舒同书法艺术欣赏日战争时期，历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、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、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，参与创建、扩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延安整风时的军委整风审干领导工作。1944年夏，赴晋冀鲁豫边区、中共山东分局传达整风精神。是年秋任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兼秘书长、分局学习委员会主任，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贡献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历任新四军暨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，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，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社会部部长、国军工作部部长。具体指导了华东野战军的新式整军运动，参与组织指挥了鲁南、莱芜、济南、淮海、渡江、上海等战役。曾具体领导了争取国民党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部在济南战役中起义。

解放以后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、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、华东文教委员会主任、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长、中共华东局党校校长等职。

1954年8月至1960年10月，舒同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、党委第一书记。

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。领导山东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重大成就。

大力推动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山东的实施，大刮浮夸风、共产风，造成几百万人的饿死惨剧。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，并曾于1961年12月至1962年12月下放至山东省章丘县担任中共章丘县委第一书记。1963年3月调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。"文化大革命"中受到清算，长期被监禁、批斗。

1979年9月被彻底平反。

1978年8月，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军委军战史编辑室主任。1979年7月被增选为第5届全国政协常委。1982年9月，在中共12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后为中共13、14、15大特邀代表。

最后岁月

1998年5月27日，舒同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3岁。2005年11月25日，东乡县委、县政府在其老家举办了舒同博物馆开馆剪彩、舒同铜像揭幕仪式、《舒同书法集》和《舒同诞辰100周年纪念邮册》首发式等。

舒同家风朴素。三年困难时期，物资匮乏，市场商品供应极为紧张，所有商品都要凭票购买。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舒同也与全国人民一样，生活过得十分清苦。他的零用钱和所有粮票、布票等票据统一由工作人员保管，除必要的生活开支外，结余部分基本用于贴补身边工作人员的不时之需。他从未主动给自己子女买过任何礼物，唯一的一次还是在秘书的再三提醒下，舒同才为过5岁生日的儿子舒关关买了一辆玩具小汽车。

“爸爸生活简朴，他常说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，还讲究个啥。”舒安回忆道，“一小碗米饭，一盘豆腐，一碗青菜汤，就是他每餐的标配，多一点都不要，十年如一日。”秘书看到舒同身体虚弱，偷偷在菜汤里加了点肉末，舒同发现后，对秘书一顿狠批，“现在老百姓连地瓜面都吃不上，作为领导干部还好意思吃肉吗？”舒同严肃地说，与人民群众同甘苦、共命运，不能只嘴上说说，要落实到行动中。“从严要求自己，实事求是做人，干干净净为公，严格管好家人，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，艰苦朴素，一心为民。”多年来，舒同一直认真践行着自己的诺言，身体力行地影响着后代。

舒同和妻子石澜先后生育过三男一女。他戎马一生，和家人总是聚少离多。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子女，“凡事要靠自己努力，一不能搞特权，二不能靠关系，三不能干违纪违法的事。”1963年，舒同到陕西任省委书记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当时在西安农村下放的舒安看到希望，很多人劝舒安找他父亲打个招呼，可以上个好大学。“父亲似乎猜到了我的小心思，打电话对我说，学习上的事，要靠自己，我可帮不了你。”谈起此事，舒安记忆犹新，最终他打消这个念头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西安美院。

1978年，舒同到北京军事科学院任职，根据有关规定，妻子石澜可以办理随军手续，但舒同却从未给组织上提过要求。他对石澜说：“我们是共产党员，要以身作则，一切听从组织安排，不能给组织添麻烦。”此后，石澜没有提过随军的事，独自在西安生活几十年，毫无怨言。